曹雨真：新加坡養老制度的“東西兼容”

近日，隨著“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”提上日程，中國社會的養老問題成為社會熱點。筆者曾在獅城學習生活，頗為關注其樂齡社會建設的經驗，自然回想起在這個國家的所見所知。

2011年在獅城生活，不經意會接受“銀發一族”的服務。

我和室友住在南洋理工大學的宿舍，雖都不甚勤快，室內總體整潔。平時上課回來，客廳打掃得幹幹凈凈，廚房的垃圾也不見了蹤影。偶爾提前回來，會遇上坐在樓梯處休息的阿姨，兩鬢斑白。

乘坐獅城的德士，常會遇到年齡不輕、想必駕齡不短的師傅。有一次遇到一位華人老師傅，熱情地招呼我們，還聊起在蘇州的愉快工作經歷，原來他是一家電子企業的退休工程師，退休後剛找了一份開德士的工作。雖是一位老師傅新司機，開車一點不含糊。

不過，有時也令人擔心。和同學在商場的美食中心吃飯，一般是自己動手端來食物和歸還碗碟。人多擁擠時，會有人推著小輪車來收拾桌上殘局。有一次，當一位頭發蒼白、行動遲緩的老者推著車走來時，周圍的人都神態自若，習以為常。身邊的同學坐不住了，趕緊起身，一邊走一邊念叨“如果是我的父母，我絕不會讓他們來幹這些事情，他們應該在家安度晚年。”

老年人出外工作是否意味著不能安度晚年，我沒有急于附和，也沒有簡單置否，卻難抑探究的好奇。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裏，家庭孝道是養老的重要考量，退休後的老年人回家頤養天年，是順理成章的事，即使在家幫著帶孩子也不會輕易出外幹活。在國內現有的體係下，退休對大多數人而言意味著社會勞動的結束，回家或住進養老院，安心領取養老金，雖然有的會被返聘到原崗位，有的在其專業領域可發揮余熱，但是社會上沒有向普通老年人提供工作機會的環境，也沒有接受老年人從事基礎服務的氛圍。

無疑，中西方存在文化差異。想起一位中國女作家講述，她和家人在美國坐接駁車去機場，開車的司機看起來超70歲，嚴謹地給每件行李裝車擺放位置，旁邊人想去幫忙，被他有尊嚴地拒絕。當身邊人感嘆，“這麼大年紀幹這麼重體力活還要開車，太可憐了”，她很難解釋清楚工作是愉悅而非生存。而在另一位旅居國外的作家眼裏，高學歷的知識分子做普通工作並不新鮮，見過印度的哲學博士開出租車、東歐的音樂家幹裝修、地理係的研究生在家具店當服務員，就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清潔工拿到了古典文學的本科學位一樣正常。

不能忽略的是，新加坡有著中西合璧的社會文化。它有75%的人口是華人，母語為華語，承載了較深的儒家文化傳統。同時，它有100多年的殖民歷史，獨立後以英語為官方語言，學習借鑒西方的科技與管理，長期以來西方文化更為主流。

同時，它有獨樹一幟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。自稱不養懶人的“非福利國家”，不走西方福利國家的道路，因過高的福利讓人民變得懶惰，讓政府背上沉重包袱。同時又有完備的制度，在養老、住房、教育、就業和醫療方面提供有力的社會保障，和扶危濟困的社會福利，向民眾保證“沒有新加坡人會挨餓”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新加坡的養老制度有著理性、務實、東西兼容的特色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新加坡，老年人有特別的稱呼“樂齡人士”，如何讓年長者樂享高齡呢，這裏有政府主導，個人、家庭和社會多方力量共建的多層次養老體係。

發動個人力量，鼓勵個人為自身負責

一是帶有強制儲蓄功能的中央公積金制度。員工和雇主按比例繳費，最初是單一養老儲蓄，後來發展為綜合保障，設有養老賬戶。與許多國家不同的是，它不用于公共統籌，也不具有再分配性質，主要用于自我積累、自我保障，及親屬之間小范圍的互濟。同時還有一些補充計劃，應對長壽養老的風險。有的人會量力而行，自動延長工作的時間，延遲提取公積金的時限。二是實行以房養老。為普通百姓提供買得起的住房，約87%的新加坡人住在政府組屋裏，絕大多數擁有全部產權。一些人可以將組屋的部分房間對外出租，獲得經濟收入，有的老年人可將住房反向抵押，或將組屋賣給政府並繼續租住，可以獲得每月進賬。三是鼓勵年長者繼續工作。隨著人均壽命的逐漸提高，新加坡曾三次延遲退休年齡至62歲，2011年通過返聘條例，員工在退休後可在自願的基礎上繼續工作，雇主須向符合健康條件的62歲以上員工提供三年的返聘合同，增加了退休年齡的彈性。同時，積極幫助中老年人提升就業能力，鼓勵他們幹力所能及的工作，40歲以上的員工參加培訓費用全免，50歲以上的員工在崗位上幹滿6個月可以獲得政府獎勵的工資，出租車司機可以幹到70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工運領袖最近多次提議，把重新受雇年齡上限提高至67歲，讓更多人盡量延長受雇，從一定意義上代表了現實民意。

發動家庭力量，政策激勵家庭養老

上世紀80年代，新加坡開展了以孝道為主要內容的儒學運動，不僅作為一項社會文化建設，而且建立以家庭為單位的養老機制，並出臺相應的法規保障和政策激勵。1995年國會通過《贍養父母法令》，新加坡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為贍養父母立法的國家；政府的組屋出售主要以家庭為單位，對于照顧父母的給予獎勵，規定年滿35歲單身者購買政府組屋，如果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萬新元（1新元約合人民幣4.8元）的房屋津貼；如果子女的住房離父母住所較近，政府給予住房補貼，並免除子女探望父母時的小區停車費等。

發動社會力量，滿足就地養老和快樂養老

一是因地制宜建設養老設施。有為住院治療和寄宿老人服務的醫院和養老院，有提供日間康復護理和特殊病症護理的社區養老中心，也有上門提供養老醫療和看護及其他服務的機構，盡力滿足多數老人不離開家的“就地養老”。大部分養老和護理機構交由非盈利機構和私人運營，政府很少直接建設和運營，並根據原則對非盈利性的社會企業給予財務支持。二是廣泛開展“樂齡運動”。在每一個社區建立了樂齡俱樂部，老年人可以在俱樂部裏享受到健康檢查、生日慶祝、旅遊觀光等服務。俱樂部還定期舉行太極拳、氣功、交際舞、書法等文體活動，社區志願者提供多種上門服務，豐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。

另外，政府、社區組織和慈善團體為貧困老人提供多重照顧。據統計，在多層次福利體係下，一個沒有收入、無依無靠的新加坡老年人每月可獲得約330新元現金援助，可以到政府醫院免費看病，可以獲得慈善機構和熱心人士的資助，可以獲得租金、雜費、水電費回扣，可以獲得政府增長花紅等其他福利，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。

據最新的2013墨爾本美世全球養老金指數顯示，新加坡的公積金養老金制度具有良好的充足度、可持續性和完整性，在全球名列第7，是前十名中唯一的亞洲國家。

“每個人都會老去，誰也扛不住時間。”據悉，至2012年，在新加坡380萬公民和永久居民中，65歲以上老人佔近10%。在亞洲，它有個超老齡化的鄰居，日本在1980年就達到這樣的人口比例，現在達到25%。相比之下，中國的這個比例達到8.5%，13億人中，有1.13億65歲以上老人。同樣處在人口迅速老齡化趨勢下，新加坡的做法給行進中的中國應不乏經驗啟發。

想起曾遇到的“銀發一族”，一位前輩說過，“人生求樂的方法，莫過于尊重勞動。一切樂境，都可由勞動得來，一切苦境，都可由勞動解脫。”他們的勞動理應得到尊重，不論在什麼工作崗位，關鍵是力所能及，能為自己和社會創造價值。而他們的勞動背後，是有生活的保障與選擇的自由。顯然，在我們著眼社會可持續發展，需要人們逐漸延長工作時間時，不僅要有對後代負責的責任導向，也要倡導終身學習和創造的社會文化，同時在綜合方案中更多體現關懷與激勵的元素，引導人們選擇繼續工作，有效工作，快樂工作。

（作者曹雨真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MPA,長期從事文化傳播工作。）